读书人语：大陆学术著作的翻译困局
2004/09/29 14:34 东方早报
很多年以来，外语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存在着一种忧喜参半的局面。一面是品种数量越来越繁多，一面是译作质量越来越可疑。有些重要的著作，如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由于一个不合格译本的抢先出版而遭到了“双重谋杀”：拙劣的译本本身是对原著的一次谋杀，同时也耗费了一个好译本的潜在市场，从而谋杀了重译的机会。学界对此已有诸多尖锐的批评，却始终难以扭转这样的困局。
笔者曾对几本汉译英文著作做过局部核查，发现无一例外地都存在明显的“硬伤”和误译。也曾发表文章不留情面地予以苛评。但后来自己涉足翻译和校对工作，才深感学术翻译的困境所在。简单地说，这不只是个别译者或出版商的急功近利所致，而有其体制性的障碍。
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明白，翻译学术著作要比想象的慢得多。即便译者在语言与专业两方面都能胜任，合格的译作也是相当耗时费力的工作。沈昌文先生曾谈到仰仗一些老教授的“慢工出细活”来保证翻译质量。他们用“打太极拳的速度”每天只译500到1000字，戏称为“卫生翻译”，因为过了2000字就会“伤了元气”。优秀和严谨的译者往往要在旷日持久、殚精竭虑的劳作中才可能企及所谓“信达雅”的标准。陈嘉映之译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邓晓芒之译康德，邓正来之译哈耶克等，都历经长达数年、甚至10多年的长途跋涉。
然而，艰辛的学术翻译工作往往“得不偿失”，既无法赢得市场的等值回报，又难以获得体制的充分承认。译作的稿酬或版税普遍低于所谓“原创作品”的所得。而在目前学院的考核与职称评定尺度中，翻译作品只能勉强作为参考性的学术成果。在这样的知识生产机制中，投身翻译工作意味着某种“奉献”，而严谨认真的翻译几乎是自虐性的牺牲。于是，“胜任的不愿做，愿做的不胜任”导致了学术翻译领域中的恶性循环状况。近年来，有几位外语和专业都非常出色的著名学人，因为将译作或编译作品权作自己的原创著作而涉嫌学术剽窃，遭受非议也令人痛惜。除却个人的学风操守值得检点之外，体制性的不当安排或许也是让人走火入魔、误入歧途的间接原因。
近日读到台湾巨流图书公司陈巨擘先生的文章，论及学术书籍翻译的困境。他认为台湾基本上是“对学术翻译很不友善的地区”，因为在台湾“国科会”和“教育部”所制定的学术评量标准中，基本上没有翻译作品的位置。陈先生建议，应当修改目前的评量标准，将翻译作品作为学术著作，而且把翻译列为教授升等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建议对大陆学院的体制改善也不无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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