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给邓小平当翻译的岁月
作者： 高志凯
2004年08月22日 10:37
《财经时报》

　　8月22日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本报特辟专题以示纪念，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丰富和传奇的人生片断以及后人对其丰功伟绩的缅怀、追思。

　　我陪同小平同志接见外宾人数最多的一次，就是1986年1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范尔霖董事长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一行。就是在18年前的这次会见上，小平同志提出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因此，这次会见通常被认为在中国现代股票市场的发展史上有开先河之重大意义

　　2004年5月，我应美国纽约股票市场最大的造市商(market-maker)拉布朗奇公司(LaBranche Co.)董事长兼总裁麦可.拉布朗奇先生(Michael LaBranche)的盛情邀请，再次访问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其间主人赠送给我一件珍贵的礼物，勾起了我对小平同志的深深怀念。

　　主人们知道我曾有幸于1986年11月14日担任小平同志的翻译，陪同小平接见了以约翰.范尔霖(John Phelan)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一行，他们特意将纽约证券交易所珍藏的一幅当年会见的照片赠送给我。

　　就是在18年前的这次会见上，小平同志提出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因此，这次会见通常被认为在中国现代股票市场的发展史上有开先河之重大意义。

　　美国朋友赠送的礼物格外珍贵，因为在1986年这次重要的会见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多年来，一直将这次会见的照片陈列在交易所内 。

　　严格入选

　　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马上就恢复了已经停止十年的高考。

　　我当时正在读高一，但也热血沸腾地投入到高考的热潮之中，而且跳级成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之后我又跳级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训练班。

　　当我于1983年加入外交部时，虽然才21岁，但已是研究生毕业，而且开始发表译作。我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给小平同志担任翻译，既是最高的荣誉，又是极大的挑战，难度极大。小平同志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例如“四”和“十”几乎是同音，一不留神就容易听错。小平同志通常言简意赅，用词造句高度集中，方言用语形象生动，例如“翻两番”这些用词，翻译初次听到时，很难把握其准确用意。

　　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处于决策的最高层面，经常会说出一些全新的概念和思想，翻译通常无从准备，必须现场紧急处理，难度极大。

　　另外，小平同志一言九鼎，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如何准确把握他老人家的口气和分寸，准确无误地传递他的真实思想，是翻译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为了确保外事活动万无一失，为了忠实准确地传递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挑选翻译总是严而又严，通常只有经验丰富、语言功底扎实、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才能入选。

　　虽然我在入部的头一两年已多次为总理和总书记等高层领导担任翻译，而且得到一致好评，但在派我担任小平同志的翻译前，外交部还是慎而又慎，对我进行了多方面的严格培训。

　　由于组织和领导对我的充分信任，又有老一代外交官和翻译家给予我的精心培养和手把手的教导，我才有幸脱颖而出。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老一代翻译家在给小平同志翻译时，多次特意把我带上，使我有机会亲临现场，亲身感受小平同志接见外宾的氛围，亲耳聆听小平同志的讲话，亲眼目睹小平同志的风采。

　　当时我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认真端坐在后排，努力熟悉小平同志的语音语调和用词造句，如饥似渴地学习老一辈翻译家的翻译技巧和外交知识，聚精会神地进行模拟翻译。会后又经常同老一辈翻译家切磋技艺，经常把会谈记录一字一句地来回翻译好多遍。

　　这为我今后为小平同志担任翻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喜欢在福建厅接见外宾

　　1985年，我23岁，开始担任小平同志的翻译，当时小平同志已年过80。

　　20世纪80年代中叶，我多次陪同小平同志会见外宾，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副总统布什、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卿基辛格、国务卿舒尔兹、国防部长温伯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新西兰总理朗伊、孟加拉国总统艾尔莎德等等。

　　虽然我与小平同志年龄相差近60岁，但我所为之服务的小平同志，总是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根本不像如此高龄的老人。

　　虽然时隔已近20年，我脑海中的小平同志还是那么栩栩如生，他那灰中泛白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他总是穿着浅灰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严严实实的，黑皮鞋总是铮亮发光，步伐坚定，握手有力，目光炯明，声音洪亮。

　　小平同志喜欢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外宾。通常我们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就先到福建厅待命，而小平同志通常会提前半小时左右来到福建厅，听取中方陪同人员的汇报。

　　小平同志抵达前，福建厅内的气氛总是相对松弛轻快，陪同人员经常互相交谈，互致问候。小平同志抵达时，在大厅门口等待的工作人员通常都是小步快跑进来通报：“小平同志到了。”这时，福建厅内所有人员都会肃然起立，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好在小平同志经常是面带微笑步入福建厅，而且常对大家说“同志们好”，并同大家一一握手，这样气氛才会稍有松弛。

　　小平同志入座后，我就会在他身后的椅子上入座，陪同他听取工作汇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时刻都是我一生中最宝贵、最难得、最充实、而又最惬意的时刻。显而易见，即便是各位领导同志，亲自给小平同志汇报工作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小平同志太德高望重了，他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震摄力量，只要他一开口说话，全场大家都会聚精会神，认真倾听。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同小平同志在一起都是弥足珍贵的时分。而此时此刻，现场通常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坐在小平同志的身后，由于翻译工作此时还不必开始，我可以最贴近地聆听着小平同志的谆谆教导，而且几乎是用他老人家同一个视角望视着各位领导同志向他汇报工作。

　　多少次我亲身感受到小平同志的威望，多少次我耳闻目睹他的伟人风采。

　　以“芥蒂”概括中美摩擦

　　在20世纪80年代，被小平同志接见是外宾来华访问的最高待遇。外宾通常都是准时抵达，小平同志总是健步走到大厅门口等候，并同来宾们一一握手致敬，此时我总是紧跟在小平同志身后，为他翻译并简单介绍来宾的情况。寒暄后，通常都会拍集体照留念，然后再分主、宾依次入座。

　　我为小平同志担任翻译的那几年，小平同志还没有戒烟，他入座之后，通常会说一、两句简单的话作为开场白，例如：“欢迎”，或者“我们是老朋友了”，或者“都好吗”，然后他就会用火柴点燃一支细长的熊猫牌香烟，这样一来会谈才开始进入主题。

　　20世纪80年代中叶，小平同外宾谈得最多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的发展和平、干部的年轻化建设和台湾问题。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中美关系，并十分强调改善中美关系，解决台湾问题。

　　很多外宾都十分珍惜同小平同志的会谈，通常都会提出很多问题予以请教。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以及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决心，总是给每一位外宾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涉外活动中，小平同志总是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毅力和智慧，而在翻译上，也会给翻译人员提出重大的挑战。

　　记得1987年3月3日，我陪同小平同志接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舒尔兹，当时美国同古巴的关系比较紧张，中美关系也有些波折。

　　舒尔兹较长篇幅地介绍了美、古关系的问题，试图争取改变中国对古巴的立场。舒尔兹陈述完毕后，小平同志冷静地说：“我们关于古巴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请你谈下一个问题吧。”

　　小平同志就这样果断地把话题脱离开古巴问题。席间舒尔兹又就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渲染，小平同志听后，沉着地指出：“中美关系最近有些芥蒂，是可以解决的。”

　　小平同志把美方刻意渲染的问题概括为“芥蒂”，用“芥蒂”来描述当时的中美关系，又没有说造成芥蒂的原因或者事由，也没有说是中方有芥蒂，还是美方有芥蒂，或者是双方都有芥蒂，可见他老人家的煞费苦心和高超的外交技巧。

　　但要把这句话翻译好，可是一大挑战。由于小平同志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他说的“芥蒂”带有一个长长的圆音，与普通话的发音很不相同，我首先必须确定小平同志到底用的是哪个词。

　　第二，汉语中“芥蒂”的使用频率很低，坦率地说，我过去从未听到任何一个人在口语中用过“芥蒂”一词。

　　第三，“芥蒂”的中文含义本身就较难确定，它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指一种较难界定的心态，不同的人对此词的解释常有所不同。

　　第四，我更没想到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中美关系。在这种最高的外交场合，我无法去问小平同志“您用得到底是哪个词”？或去请教：“您说的芥蒂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外交无小事，小平同志精心挑选的一字一词更不是小事。此时此刻，把它们准确无误地翻译成英文，把小平同志的真实含义不偏不倚地传递给美方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膀之上。

　　我在瞬息之间对小平同志的用词以及语调和表情进行分析，判断他是想淡化处理。我沉着冷静地选用英文“Unpleasantness”一词，圆满地完成了任务：“Recently， there is some unpleasantness in the Sino-U.S. relations，which can be overcome”。

　　在为小平同志当翻译的岁月中，这类例子不一而足。

　　听小平用英文说“再见”

　　我陪同小平同志见过很多外宾，只听到他说过一次英语，而我的处理还带有一定的戏剧性。

　　那是1986年10月9日，小平同志接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当时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进展良好，宾主相谈甚欢。会后小平同志一直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门口，热情洋溢地与他握手告别，并用英语对温伯格大声地说：“Good-bye”。

　　出于我过分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几乎是本能的专业反应，我竟凑近小平同志的耳畔，把小平同志自己说的英文再翻译成了中文：“再见”。

　　这时候，就见小平同志半含嗔色地回首瞪了我一眼，然后他也畅怀地笑了起来，并再用中文对温伯格说：“再见”！这样我才得以又恢复了翻译的正常顺序，用英文对温伯格说：“Good-bye”！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宾主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我陪同小平同志接见外宾人数最多的一次，就是1986年11月14日在福建厅接见以范尔霖董事长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一行。

　　范尔霖他们是来京参加中国人民银行和纽约证券交易所联合举办的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美国方面一共来了数百人，大多都是美国证券市场、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各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精英代表。

　　当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小平同志会见象征着资本主义发展最高水准的美国华尔街代表团具有深远的意义。

　　小平同志在会见中指出，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不仅20世纪要开放，下个世纪仍要继续开放。小平同志说，美国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的知识，美国人很富有，但在中国投资还要有足够的勇气，为了发展合作，中美双方都要有勇气、有远见。

　　小平同志希望美国朋友到中国投资，胆子要大一点，勇气要足一点。在听取了范尔霖关于美国股票市场的介绍之后，小平同志说，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要向你们虚心学习，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小平同志的这一席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大家公认，小平同志的这一席话奠定了现代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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